3个多月前，患下咽癌晚期的孙学强，为缓解病灶带来的呼吸障碍，切开气管，接入仪器，暂得存活的手牌。
这个性格像极了名字的人，此时被抽了坚韧与强硬，瘫软在病床上，半个脑袋陷进枕头的凹槽，没有动弹。他僵化的神情仿佛能“一眼读到头”，手指开始松软，捏着的那个衣角慢慢滑动然后快速越过他不动的身体，跌进房里的寂静。
此时，靠在座椅上的孙朝晖直勾勾地盯着63岁的父亲，生怕一个转身，躲在病服里的干枯身体就会悄声“溜”走，只剩一床的褶皱和余温。
孙朝晖把自己全部的信念都塞进这间安宁病房，幻想着某天父亲的血常规正常后能继续化疗，把丢失的日子重新拉回身边。
“没有他，我就没了依靠...”
病人与家属的交流很重要
“他们应该很久没有交流了”南京鼓楼医院心理咨询师杨海龙看着这对父子，别过头，走进办公室。桌上倒压着一本欧文·亚隆的《直视骄阳：征服死亡恐惧》，部分书页折起，硬生生地戳进书内。
1993年，Elizabeth Kubler-Ross 医师观察了超过200名的临终病人，总结出病人面对死亡普遍经历的五个阶段：否认、愤怒、讨价还价、抑郁、接纳（接纳疾病或接纳死亡）。在杨海龙多年的从医生涯中，这五阶段成为每位患癌病人的必经之路，他们或紧张、或安静、或吵闹、或哭泣，但“最后都会有这一过程。”
杨海龙需要做的就是帮助患者慢慢度过情绪变动，接受坦然疾病现状。
“第一步，我们要判别，患者的心理反应、所处时期、何种状态。”这被杨海龙称为具有决定性的“首枪”，“它会关乎下面所采用的对话方式、治疗措施以及配合几率。”
“第二步，筛选有期望的病人，推广‘安宁’理念。”杨海龙认为有选择性地对症下药，使推广不至于那么泛滥，避免激起更多状况。“大众性的宣讲，容易造成一些病人产生‘被遗弃感’，他们会认为医生护士都对我没了信心，我也看不见任何希望。”
对待这类患者，杨海龙也有自己的一套治疗模式——积极的心理介入与调整，“首先，他们所做出的每一项选择都一定是逼不得以的；其次，在选择的过程中，也会伴有情绪变化，他不知自己的选择，家属能否认同，又或者这选择对自身而言，是不是就意味着进步和改善；再者，这过程很可能不会一帆风顺，随着病程进展，患者逐渐无法正常进食、睡眠，家属也会进入抑郁时期，他们之间易发生冲突，再度引起波动。”
所以，杨海龙认为，理念的宣传与推广，一定不是告知患者已走到终点，而是希望在临近终点前的这段时间内，帮助他们唤起主动选择的愿望与可能性，能有尊严、有质量、有好的情绪状态，去获得、去选择、去维持自己的决定。
“经过心理辅导后能积极接受安宁理念的患者，在最后阶段他们的心理状态可能产生变化，生存质量反而大大提升。这过程中，家属的支持与陪伴也是不可或缺的。”
去年10月，61岁的李立明在宁馨病房走完最后旅程，安详地闭上双眼。就在两天前，身着婚纱的女儿在病房举办婚礼，让父亲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，幸福地告别人世。于他而言，这份“礼物”充满了欣喜与感动。
然而，临终之“礼”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。
给杨海龙留下深刻印象的赵翔，白细胞急降，呕吐明显，不能吃喝，胃癌四期的他基本生存支持都已无法保证，但儿子依然投入大量精力、钱财，坚持治疗，“一方面，家里经济条件好，有能力供给，另一方面，害怕被说不孝顺。”
面对生死情境，这是大家都会做出的选择。“但家属的情绪反应也会影响患者。”杨海龙认为心理疏导并不是单一治疗，介入家庭层面，与家属、患者进行交流，弥补他们间失去的对话空间。
“家属明晰状况进展，患者也心知肚明，但他们已然没了沟通桥梁。患者会认为，如果说得太多，亲人只会悲观失望，他不希望将这份感受带给家人。反之，亦然。家属也深有感知，不愿和患者多谈病情。”
杨海龙认为源于某种动力的沟通交流有时会产生一种“正性情绪”，即积极、感恩、幸福的人生态度，能缓解病痛带来的不适，甚至对肿瘤可起到抑制作用。“人在孤独中，总夹杂着消失的忧愁与恐惧，如果他们间能重新建立良好沟通，也许相互的鼓气会变为有效的支持动力。”